58配资文化大省如何挑大梁——基于人文经济学的区域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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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平遥古城景色。新华社发

位于杭州余杭良渚文化核心区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新华社发

西安城墙南段东侧景色。新华社发

【圆桌对话】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深刻揭示了苏杭人文经济发展中蕴含的文化经济互动关系，而且要求我们不断深化人文经济学研究，做好“人文经济学的区域比较研究”等相关课题。在实践中，文化大省和经济大省之间有何内在机理？为什么有些文化大省没有发展成为经济大省？不同文化大省之间的产业形态、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从何而来？今天，光明智库邀请四位不同省市的学者，以人文经济学视角对这一话题进行探讨。

与谈人

陈红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首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林凡军山东省艺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彭祝斌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湖南省新闻传播学会会长58配资

陈能军南方科技大学文化新质生产力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员

主持人

本报记者陈恒陈之殷

1.“文化大省”的多维度特征

光明智库：从人文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须具备哪些特征才能被称为“文化大省”？

陈红玉：2000年前后，我国诸多省份都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其中包括江苏、云南、浙江、河北等。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实施以来，“文化强省”提法更为普遍。一般来看，“文化大省”的称谓多侧重文化资源优势，“文化强省”则作为进阶目标，也作“以文化强省”之解。文化大省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的概念，其不仅要具备文化资源的存量优势，更需具备强劲的文化转化能力——将文化资源要素化、文化数据资产化、文化价值产业化，实现历史文脉转化为当代价值，将文化符号转化为经济动能，最终形成具有时代特征、地域特色与发展韧性的人文经济生态体系。

林凡军：在人文经济学的认识框架里，文化大省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向度。首先是文化资源大省。区域文化经过历史积淀，构成丰富多样而又气质独特的资源禀赋，形成文化资源的存量优势。其中有历史传承的绵长，有流布延展的纵深，还有一方水土滋养出的鲜明个性。比如，山东作为中华文明重要起源地和儒家文化发源地，以“一山一水一圣人”“诸子百家半山东”为主脉，发展演化出齐鲁文化这一区域文化范型，支撑起山东的“文化大省”形象。其次是文化发展强省。由“大”到“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文化强省的两个主要表征：文化事业保障文化民生，包括完善的文化基础设施、供给充裕的公共文化产品、高品质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等；文化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包括健全的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为数众多的文化骨干企业、创新的文化新业态、巨大的文化产业规模和持续成长能力等。最后是人文经济强省。文化张力和文化韧性赋予经济发展新动能，培育经济创新主体，优化经济发展结构，文化与经济协同共生、价值共创，塑造了人文经济强省的发展新形态。

彭祝斌：“文化大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描述性词汇，而是一个综合性评价概念。一般来说，文化大省都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文化大省的核心并不在于文化资源的简单积累，而在于能将深厚的文化根脉与现代制度体系、技术手段与生活方式有机融合，并以此构建起支撑高质量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的内在能力体系。

从能力维度来看，文化大省应具有三种特质。一是文化赋形和赋能的能力。一方面，能将文化赋形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文化不仅体现在舞台上、馆藏中，而且渗透于城乡规划、艺术设计、审美教育、公共话语甚至日常消费之中。另一方面，能将文化赋能于经济体系，推动新产品的设计、新业态的生长、新场景的构建，以及产业链的重构与价值链的跃升。二是可持续的文化供给能力。这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的厚度，更取决于制度环境和对文化资源的组织能力。一省是否拥有高质量的教育与人才培养体系、良好的内容创作与传播机制、普及化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完善的文化治理框架等，决定了该省是否能稳定地产出具有原创性、影响力和公共价值的文化内容，并通过制度性的通道，使之在全社会范围内传播、转化、参与治理、形成共识。三是对时代精神与现代文明的持续回应能力。在数字化、智能化背景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省，必须能够在不丢失文明根脉的基础上，以开放、包容、创新的姿态将自身的文化资源结构性地重塑为引领未来的能力资源。这种能力，既不应是对传统的守成，也不应是技术主义的颠覆，必须基于深度内生、系统跃迁式的文化现代化建设。

因此，文化大省的根本特征，在于能系统性地把文化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把历史积淀转化为制度动能，把文化认同转化为协同效率。这种转化能力，正是人文经济学所强调的核心机制，也是我们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这一论断的深层逻辑。

2.人文经济差异性的理论探讨

光明智库：如何从人文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不同文化大省的差异性特征？文化资源的差异化与经济（产业）形态的差异化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58配资

陈能军：从人文经济学视角看，一方面，文化大省的差异性，本质上是各省独特文化基因与地域经济模式互构共生的结果。文化资源禀赋通过塑造地域精神、引领价值追求等深刻影响产业形态与创新路径的形成；经济基础与产业需求也通过反向筛选来重塑文化资源，从而形成差异化发展范式。另一方面，文化大省的文化资源、文化创造活力、文化治理能力与文化辐射影响力，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度协同。文化为经济注入独特品牌价值、创新灵感和人文魅力；经济发展为文化繁荣提供物质基础、市场需求和传播平台。

彭祝斌：文化大省虽然普遍建立在相对丰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资源之上，但其发展路径、产业结构与社会功能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这种差异背后，正是人文经济结构本土化生长的结果。研究这种差异性也是人文经济学区域比较研究的关键环节。

一方面，不同文化大省的文化资源具有显著的类型差异，而这种差异决定了不同省份的文化产业发展逻辑。以苏浙为代表的江南区域，其文化资源突出体现为深厚的传统人文积淀、精致的手工艺传统、美学经验的系统传承和在地知识的高度组织化。这类资源容易形成以创意设计、审美消费、文旅融合为主干的产业结构，构建出稳定的消费驱动型文化经济结构。而以陕甘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则以红色文化、历史叙事与集体记忆为核心资源，这种资源形态更强调精神价值与公共叙事的建构，适宜发展主旋律影视、教育传播、公共文化服务等偏重“意义供给”的产业结构。此外，东北地区的工业文化、岭南地区的市民性与商业文化，也都体现出特定文化资源与特定社会结构之间的高度融合，进而形成了具有区域辨识度的文化产业形态。

另一方面，文化资源的组织形态也决定了经济价值实现的机制路径和转换效率。在人文经济学中，文化资源并不天然等同于文化资本，只有当其被制度性地组织、编码并嵌入社会生产过程时，才能产生经济价值。一些文化大省之所以能够在资源总量并不占优的情况下形成较强的产业活力，关键就在于具备更强的制度化转化能力。例如浙江长期以来强调文化创意与制造业融合，在制度上推动了从工艺到设计、从非遗到产业的深度对接，文化不仅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更成为整个产业链条的“灵魂”要素。如果文化资源仅停留在“物理性存在”或“符号性展示”层面，缺乏有效的教育、传播、产权、金融等制度支撑，其经济产出能力就会受到限制。

林凡军：如果对文化大省进行历史性观察，就会发现人文经济在不同时代都孕育着得以传承的某些基因，就是那些难以简单界定为完全属于文化还是经济，又在社会经济文化中泛在的鲜明特征。浙江在“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下，更强调“义利并举”，讲究实际效益和经世致用。广东务实、开放、包容，不拘泥于传统人情关系，更看重商业规则和契约精神。不同文化大省的经济差异，本质上是文化基因在特定历史和地理条件下演化出的不同经济“表型”。经济活动无法脱离文化，而是深植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

3.人文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

光明智库：从人文经济学的实践层面来看，文化大省在推动人文与经济相互促进方面积累了哪些经验？

陈红玉：在人文经济学的视野下，文化大省与经济大省的区分将不会像以前那样明显，文化在高质量发展中的支点作用得到充分体现。近年来，贵州、山东、山西等地的现象级文旅频频出圈，在媒介科技赋能下打造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新地标，这极大地体现了新的信息传播环境下文化价值对城市或者区域全产业过程的渗透与浸润。比如贵州的“后发赶超”出圈首先在其文化领域，呈现出典型的“文化引领型”或“文化驱动型”特征。文旅出圈成为重要的触发点，在信息媒介加持下溢出效应明显，迅速形成全域发展态势。

彭祝斌：从实践层面看，有些文化大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大省，其根源并不在于文化资源的存量优势，而在于其具备持续将文化资本制度化、产业化与数字化的能力结构。如浙江省在“八八战略”中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此后，浙江长期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并将文化要素嵌入制造业、数字经济与城乡治理中，实现了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杭州文化软实力的形成并不只是依靠历史积淀，更重要的在于通过版权制度建设、数字文化场景打造、公共文化设施供给等形成系统化优势，为包括动漫、游戏、网络文化等在内的数字文化产业集群提供了有力支撑。2024年杭州规上数字文化企业营收达8855亿元。杭州国家版本馆的设立，更从文化基础设施角度呈现了“文化—数据—平台—传播”的完整链条，体现了文化存续、知识生产与公共传播在制度体系中的深度嵌入。文化不仅推动了产业的发展，同时还通过建立稳定的价值秩序与情感结构，提升了社会的协同效率、公共信任与创新生态，这种“软制度”的建构能力，是一个地区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行稳致远的决定性因素。

林凡军：山东作为文化大省和经济大省，从“文化基因解码”入手，探索着文化与经济彼此成就的创新模式。2023年山东启动“齐鲁文化基因解码利用工程”，选取山东省艺术研究院等11家单位试点，构建齐鲁文化基因数据库，开展“文化基因”的数字化、版权化、商标化工作，推动齐鲁文化资源的资产化、价值化。通过挖掘地域文化资源，全面梳理儒家、黄河、运河、海洋等文化脉络，形成省市县三级文化基因资源清单。通过促进解码成果与文旅产业、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开发沉浸式文旅项目、数字演艺等数字化产品，创新艺术资源数智化转化利用模式，实现文化资源多领域高效转化，服务多行业的场景需求，极大丰富了人文经济的发展形态。

陈能军：广东既是文化大省，也是经济大省，其发展路径充分体现了人文价值与经济动能互促共进的实践逻辑。首先，岭南文化内蕴的商业伦理、开放基因与实用主义，为广东经济崛起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非正式制度”保障。同时，广东更在实践中成功构建了一套将文化软实力系统性转化为经济硬实力的发展机制。其人文经济的打造，体现了国家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等多领域、综合性改革开放的最新成就，发挥着对外文明交流互鉴和对内体制机制改革的桥头堡作用。其次，广东凭借其全球制造与数字技术优势，推动文化发展从“手工业”转向“智造业”。将设计元素、品牌内涵与体验价值深度嵌入生产链条，如国潮服装、文化智能家居等，提升了全产业附加值。广东依靠发达的市场机制与金融工具，促进了市场与资本驱动的高效配置，引导社会资本流向最具增长潜力的文化新业态（如网络视听、数字出版），实现文化资源的高效率产业化配置。最后，政府构建“生态型”治理框架，催发人文与经济良性循环。政府的核心作用体现在顶层设计、平台搭建与环境营造，在版权保护、文化金融等领域提供领先的制度保障；打造深圳文博会、广州文交会等重要平台，促进文化要素全球流动；大力扶持民营文化科技企业、鼓励“非遗工坊+电商”等小微创新，让千千万万市场主体成为人文经济融合的微观践行者。这些实践揭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根魂”与“催化剂”，经济是文化繁荣的“土壤”与“放大器”。两者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最终融合为人文经济有机体，这正是高质量发展最深刻的内涵所在。

4.文化资源优势转化成效存在差异的原因

光明智库：我们也看到一些拥有丰富文化资源的地方，并没有形成很好的发展优势。如何看待这一非必然关系？其中存在哪些原因？

陈能军：这一现象触及了人文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文化资源与经济优势之间并不存在自然而然、自动转化的线性因果关系，需要通过制度化路径、产业化机制和市场化手段进行有效转化。首先，如果在观念上将文化资源视为仅供瞻仰的“化石”，认为保护就意味着静态封存，与商业开发截然对立，这种思维就剥离了文化的生活语境和市场活力，导致文化资源“沉睡”。其次，一些地方资源与产业的低效嫁接，开发模式单一粗放、同质化，还停留在“门票经济”和“仿古街区”的初级阶段，缺乏对文化IP的深度挖掘和现代转译，无法满足新一代消费者对沉浸式、互动性、个性化体验的需求。最后，系统支撑体系的缺失，如既懂文化又懂管理、设计和营销的复合型人才缺口较大，资金不足，数字化、交通、公共服务等基础配套无法支撑现代文旅体验，治理模式滞后等问题，都会抑制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文化资源是“矿藏”，经济体系是“炼金术”。提升文化资源优势的转化成效，关键在于从依赖资源的“禀赋论”转向依靠创新和制度的“转化论”。

林凡军：“大而不强”是许多文化大省努力破解的困境。专业人才、专有技术、产业资本、市场空间、产业配套，以及决定要素配置效率的市场体系、制度环境，都会深刻影响文化发展能力和发展水平。文化资源区别于其他资源的主要特质是非专有性，文化资源富集并不能形成资源独占和资源垄断。在其他发展要素具备优势时，跨时空获取和利用文化资源的案例并不鲜见，通过文化IP和文化版权等形式，甚至可以抢占外部文化资源。这对文化资源大省加快巩固资源优势和加快形成发展优势是紧迫的压力。此外，地理环境也会有一定影响。区域差异作为文化资源的生成环境，必然导致文化资源结构和气质的不同。当前，数智化技术的发展能否破解部分文化资源大省先天的地理局限，人文经济学能否在发展理念上消除地理决定论的困扰？这在根本上取决于文化治理和文化创造的主体——“人”这一决定性要素。

彭祝斌：从既有实践经验看，那些能够实现“文化资源—制度平台—产业链条”有效衔接的地区，往往具有这样几个共同特征：一是有清晰的顶层设计与跨部门统筹机制，将文化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布局，通过试点试行推动制度创新。二是注重原创内容与公共服务的协同推进，在供给侧发力创意链条与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使文化既能“育人”也能“兴业”。三是具备一定的数字化基础与场景能力，将文化资源与平台经济、沉浸式体验、数据可视化等新技术新业态深度融合，拓展文化传播的广度与文化消费的深度。人文经济学强调，文化的价值不应只体现于情感表达层面，更应体现为制度组织力、市场解释力与社会动员力。唯有如此，文化才能真正成为支撑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变量。

5.进一步形成发展优势的具体举措

光明智库：文化大省如何进一步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挑起人文经济发展的大梁？

彭祝斌：文化资源优势能否转化为发展优势，取决于一个地区是否具备将文化资源进行制度化组织、数字化治理、产业化转化与社会化传播的综合能力。

首先，强化顶层设计与政策协同，实现制度突破。要从战略高度明确省域文化的发展定位，制定系统的文化发展中长期规划，建立由财政支持、法治保障、产业引导和效能评估等共同组成的制度支撑体系。一些文化大省，如浙江、广东等，在财政安排、项目审批、资源配置等方面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文化政策体系，为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文化价值的有序释放提供了坚实支撑。

其次，加强数字化能力与产业体系建设，强化技术赋能。文化大省要加快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将数字技术全面运用于文化资源的采集、整合、呈现和传播全过程，建设文化大数据中枢，构建面向全社会的内容生态系统。突破资源禀赋的物理边界，以文化资本提升制度能力、供给能力与经济发展能力。

再次，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普及与创新，提高服务质量。文化大省不仅要重视提升城市节点的资源集聚度与项目密集度，而且要加强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动文化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公平配置与激活。近年来，许多地区通过建设城市书房、文化驿站、数字博物馆、移动展演空间等方式，让文化服务触达基层与边远地区。浙江的“文化特派员”制度，将高质量的文化资源通过制度化方式输送到基层乡村，既实现了文化下沉，又激发了在地文化活力。未来，要努力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从“设施导向”向“体验导向”“参与导向”转变，让文化成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支撑和精神力量。

最后，健全人才引育与原创激励机制，形成长期效应。文化从来不只是物的堆积，更是人的生产与再生产。文化大省要注重构建贯通高校、研究机构、产业平台与社会空间的人才生态系统，推动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数字内容、非遗传承等多领域的跨界人才集聚与持续成长。要建立更加灵活的人才引进、评价与激励机制，推动从“身份管理”向“能力管理”转型，不断激发创作者与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注重培育一批具有本地文化识别度与市场传播力的原创内容，通过IP孵化、品牌打造与传播体系建设，实现文化内容的价值跃升。

林凡军：“人工智能+”和“数据要素×”等行动计划的持续深入推进，为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一是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数字文化产业既包括传统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也包括文化及相关产业在数字化进程中跨界融合的新产业形态。前者主要是文化资源的价值发现，通过数字化转化实现对文化资源价值的深入挖掘和充分释放。后者主要是文化资源的价值创生，通过“数据要素”促进文化资源应用于更多场景，实现文化资源价值转换和价值再造。二是训练高水平文化大模型，为文化资源转化应用提供新空间。加强文化语料库建设，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大模型优势，充分释放人工智能在文化“两创”和文化高质量发展中的新质生产力动能，推动文化资源大省建设为人文经济强省。

陈红玉：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形成文化发展优势，还需重视以下方面：一是加快部署文化新质生产力58配资，探索以文化为支点的区域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从近年来各地文化大省出圈经验来看，文化价值参与区域发展“全要素”过程形成的“隐形力量”，正在催生以新质生产力为显性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地标。二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当下，文化大省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以自我革新的勇气去面对文化发展瓶颈，释放文化发展动能。三是打造政府、企业、媒体、民众“四位一体”文化治理模式，形成政府搭台、民众参与、企业活跃、媒体引爆的发展格局，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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