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台海问题之症结在于中美关系。这就意味着仁信优配，研判台海问题，需要侧重于从“三角”与“三边”进行综合研判。
所谓“三角”指的是台湾地区内部、美国内政及中国大陆内政，属于“内部政治”范畴；而“三边”则是中美、美台及两岸关系，属于“外部政治”范畴。外部政治往往只是内部政治的延伸，内部政治实质影响甚至直接决定着外部政治。此等朴素的政治常识，投射到台海问题上仍具有充分的解释力。
2024年至今，台美内部政治的重大变化——民进党再次执政与特朗普的重新上台——无疑给台海问题之未来走向造成了实质性冲击：赖清德这样的候选人当选，等于拥抱“台独”党纲的民进党连续三次得到台湾人民的肯定，如果这种趋势不予制止，回归难度只会越来越大；而在以凶猛的大国交易方式处理完乌克兰问题之后，也不排除特朗普与中国大陆达成一笔涉及台湾地位的大交易。
有鉴于此，在情势发生重大变更的基础之上，我们需要结合业已改变的变量，来对台海问题之未来走向进行与时俱进式的新展望。
一、难以继续“拖”下去的理由
不可否认，无论在当下台湾内部抑或美国本土，甚至整个西方战略观察者包括决策者中，虽然“新现状维持论”都拥有很大市场，但揆诸现有中国大陆、美国以及台湾地区的“三角”与“三边”业已发生的重大变化，我们可以说，展望台海两岸的未来走向，“和”的概率最大，“战”的概率可能居中，而继续“拖”下去的概率则是最小。
一种貌似客观的立场认为，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关键之一在于处理好中美关系。而中美之间的较量类似于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所说的“百年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就像掰手腕、比腕力一样，是一场长期的较量，耐力强的一方才能胜出。
2015年，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撰写的《百年马拉松》出版
所以，中国大陆要有足够的战略定力，最好集中精力克服国内的问题，切勿急着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摊牌，让台湾问题拖累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在东升西降的大趋势下，时间站在我们这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之时，台湾问题自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然而，置身于“台独”对岛内民意不断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之中，我们着实很难做出如此乐观期待，固守继续“拖”下去的立场。道理很简单，如整体趋“独”的趋势不予制止，时间久了，就是“他乡变故乡”，台湾势将永远脱离中国母体；更严重的是，如果民进党再“执政”四年甚至“永久执政”，继续协助美国掐住中国大陆的战略咽喉，阻遏“中华复兴”，结果不仅“统一”无望，“中华复兴”也会受到影响。鉴此，我们需要重估“中华复兴”与“统一”的顺序，不能静等“统一”水到渠成；宁可忍受“统一”可确定的短痛，也不要让“中华复兴”承受长痛带来的无尽折磨，及“统一”的不确定性。
二、可能出现“和”的概率分析
既然现状难以继续维系，那么两岸是否可能开战？
根据《反分裂国家法》，有三种采取行动的正当理由：“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对此条款，以往观察者的解读大体是：在现状下，三项开战的理由都不存在，冲突和战争可以避免，结论是维持现状最好，否则局面会是灾难性的。这一解读明显建立在两岸不可能谈与中美双方即便谈也很难谈妥，而只能选择“战”或“拖”这一基础之上。
揆诸过去十年三边关系之情势，此等论断可以说具有相当牢固的现实支撑：既然战争是海峡两岸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同时，协商对话又不具有现实可能，那么维持现状就成了在表面上貌似具有正当性，但事实上可能相当无奈的一个选择。
然而，2024年年底，特朗普的二次上台执政，在本文看来，无疑提供了有望打破这一政治“僵局”的诸多空间，使得中美之间通过协商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成功机率变得更大。就此等预判，可从下述几个内在相互勾连且彼此互动的层面加以证成。
特朗普（中）1月20日由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主持，在国会大厦圆形大厅宣誓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
其一，特朗普是一个非典型的美国总统，在美国政治史上百年不遇。他的崛起打破了美国政治几乎所有常规。他高喊“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但自己却是最不美国化的总统。特朗普丝毫不拘泥于美国的立国理念、道德标准等意识形态思维的束缚，也不受维护国际原则承诺的约束。
特朗普2.0的外交思维和行为，比起1.0阶段，显得更加怪诞、多变、难以预测、缺乏自洽，但其中唯一不变的核心内涵却是以利益而非原则为基准。在唐纳德·特朗普的世界里，一切似乎都有其价格。特朗普主政的美国如今关注的是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之争。这个最新发展显示，跟美国打交道会越来越像是做买卖。这大概率意味着，在特朗普2.0时代，中美关系的上行空间将受到制约，但下行空间却存在无限可能。
这或许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契机。对中国而言，较之传统的美国政客，一个不拘泥意识形态，更可能打破常规的美国总统，或许更容易周旋。
其二，相较于行政部门，美国国会在台湾问题上立场更统一，支持力度更大。根据香港大学教授李成的统计，2020年到2023年间，美国国会曾提出一千个与中国有关的议案，仅2023年上半年就有三百个，其中99.5%都明显以“反中”为基调。
然而从宪政结构和实际运作来看，国会在影响台湾政策方面仍存在诸多限制：作为政府的平行权力机构，国会对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提名人选具有建议权与同意权；通过“财政拨款权”，国会决定美国纳税人的资金如何分配；虽然国会有权决定美国是否进入战争，但自二战以来，该权力未被正式行使；国会可通过听证会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但总统在实际决策上享有由国会准许的广泛自主权。
迄今为止，第119届美国国会在履行其作为“平行权力机构”的角色上较为谨慎，更多是沿着党派界限运作，并支持特朗普的政策与人事提名。如果说，2016年当选时，特朗普缺乏经验，没有培养自己的信徒，遭到两院领导的抵制，但今时远远不同往日，当前的特朗普可谓如日中天，一跃成为美国历史上鲜有的“大总统”，实现所谓的“三重执政”（governing trifecta）之鼎盛状态。
在当下的政治构造下，虽然美国国会在美国和台湾地区的关系中仍旧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美国总统才是美国对台政策的终极推动者。虽然特朗普政府中存在诸多主张优先考虑台湾防务的鹰派，例如副总统万斯（James David Vance）、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和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茨（Michael Waltz）等要员，但这些所谓的“亲台幕僚”的逻辑不太可能过多影响特朗普的对台政策。道理很简单，特朗普没有表现出主动增加对任何合作伙伴安全援助的倾向，除非这种行动得到明显的回报。
其三，与传统的意识形态浓厚的建制派都不同，特朗普是实用主义者仁信优配，他的MAGA纲领决定了其会将中国视为全球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他要打压中国，甚至无所不用其极，但秉持着并非典型美国建制派政客的那种非白即黑的二元思维模式。相反，他打压中国就像他在商界打压竞争对手那样，纯粹只为利益，而非是与“邪恶共产帝国”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斗争。
就此，投射到台湾问题上，他最感兴趣的或许是出售军火而不是出兵。此等回归理性的保守主义和去意识形态化，并非特朗普的个人作风使然，而是共和党内部所发生的更为根本之观念转变的外在表征。
诚如格奥尔格·洛夫曼（Georg Löfflmann）指出的那样，特朗普政府的长期意义并不在于政策变化，而在于它打开了“美国大战略可能重新调整的大门，即摆脱两党对自由主义霸权的共识，转向精英和公众舆论更紧密的结合”。换言之，此等以国家保守主义为内核而呈现的所谓“特朗普主义”并不会随着特朗普四年任期的结束而人走茶凉，而势必将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主导美国政治。
其四，美国权威的外交期刊《外交事务》2024年1月刊登了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凯利·格里科（Kelly A. Grieco）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詹尼弗·卡文纳（Jennifer Kavanagh）合写的名为《美国在亚洲无法超越中国实力》的文章。
此文的核心主张是，奥巴马政府结束以来，在未来亚洲所扮演角色的问题上，美国面临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伴随中国日益强大且自信，华盛顿选择加倍努力，付出高昂代价继续维系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霸权；要么选择承认中国注定将在亚洲扮演愈加重要的军事角色，并利用有限的资源平衡中国的力量，在不必维持自身亚洲霸权地位之同时尝试阻止中国在该地区建立霸权。“平衡战略既不是绥靖主义，也不是失败主义。这也许是未来几十年保护美国在该地区利益方面，唯一一种财政上可持续的方式。”
网络截图
与此文的立场异曲同工，在2025年3月份的《外交事务》上，两位美国智库学者发表专文《台湾执念：美国的战略不应绑在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上》。两位作者声称，一旦中国大陆“武统”台湾，虽然美国将在军事、经济和声誉上遭受重大挫折，但这还不足以证明为这场潜在冲突付出巨大的人力和经济成本是“合理的”。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于防止亚洲出现“不受约束的霸权”，减少关注台湾本身，即便中国完成统一，美国仍有能力集结一个“制衡联盟”，以阻止中国在亚洲地区寻求政治和军事霸权。文章题目说“执念”（fixation）是指现有的保台理由逻辑上根本难以自洽，而在作者看来，保台的最佳方式其实就是弃台。
这些观点目前尚非美国主流，但却符合特朗普阵营中多数政军学高级幕僚们的立场。典型体现是，今年1月23日《南华早报》引述国防部助理部长奥斯汀・达默（Austin Dahmer）的话说：“对美国而言，台湾很重要但并非攸关生死。美国不会折断矛头以保卫台湾。既使丢了台湾，美国人民仍能安全繁荣且自由的生活。”《日本经济新闻》引述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凯利·格里科的话说，“美国希望中国大陆不要夺取台湾，但就算最坏的情况发生，地区权力平衡依然可以得到维持”。
在《中美对抗下的台湾选择》一书中，苏起先生评判道，将来美国愿意和谈主要取决于“现实主义”者是否心理上先认清美国起码在东亚必须与中国平起平坐的现实，而数世纪国际关系经验显示，务实心理的抬头，除了美国精英自己的灵魂探索及大量彼此说服外，更重要的是中美实力的展现。
很明显，上述所谓的“新弃台论”和“制衡论”等观点赖以建立的现实基础，无疑是中美军事实力在印太地区的此消彼长。“冷战初期，美苏对峙二十多年，历经多少大小危机，甚至包括惊心动魄的古巴危机，直到苏联整体核武器数量，尤其既精准又快速的陆基洲际飞弹超越美国时，美国才借核武谈判开始与苏联平起平坐，讨论世界大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现在的情势堪比当年的美苏争霸格局。无怪乎，台湾当局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近日撰文明确指出，“中美军力一升一降，美国抗中共识下，特朗普高层已逐渐移向谋和”。
三、如何为可能的“和”进行准备？
台湾问题是当今唯一可能引发中美直接军事冲突的导火索。然而对于中国大陆而言，“买台湾”与“打台湾”哪个更为和算？答案肯定是前者。
尽管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充满不确定性，但他以维护美国利益为终极依归，台湾问题并不在他的优先议程上，反而有助中美管控地缘政治的竞争对抗，双方在台海发生正面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随之下降。
笔者在今年二月台北客座研修期间，曾到“台北论坛”总部拜访“九二共识”的最初倡导者苏起先生，专门就此问题问询他的看法。苏起先生研判，在拜登执政时期，美中和谈解决台湾问题的机率只有仅仅10%，然在特朗普2.0时代，这个机率则会提升到30-40%；所以，对于他（特朗普）还是可以寄予期待的，但为何还未超过50%，是因为还要看其后续作为。
斯如此言，笔者非常赞同这一论断。然而，仅凭直觉便不难想到，即便和谈，难度也会非常之高，因为特朗普会漫天要价，我们需要盘算清楚，不能操之过急，当然更不能拖。对于中国大陆而言，这是百年一见的大机遇，特朗普是一个机会，我们需要把握这个机会。虽然中美之间现在还在出招与彼此试探中，包括双边关系、关税、科技、军事等问题，政策的呈现度不会一步到位，但为求“促和”，大陆现在就应做好如下三个维度之准备。
准备一：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特朗普会不会，或何时打台湾牌，而在于若特朗普“不打台湾牌”，北京要怎么做才能推进统一战略？
“美国作为世界最大超强，在所有地区都是最大的主导力量，一定很不情愿坐下来与中共讨论如何重新分配东亚的主导权，尤其是北京目前似乎正在上升的势头上”。采用“平衡论”还是“新弃台论”的最大障碍之一，无疑是美国政府僵化的思维模式。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中存在一种执拗的观念，即维持在亚洲的军事主导地位。既然主观上执拗维护所谓“美国公信力”而不愿“弃台”，客观上囿于自身军事实力衰落又不敢与大陆兵戎相见，那么继续选择维持不战不和的现状便自然最为容易成为理想的选择。
对于大陆而言，此时最大的现实问题便在于：如果特朗普也秉持这种“拖”的战术，不主动打“台湾牌”，那么北京要如何做才能推进统一战略？诚然，在法理上，“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与美国并不相关，但在现实中，由美方将台湾逼上谈判桌，效果肯定最佳。
在本文看来，当下的三边关系下，继续采用低强度的“隔离”策略进行战略压迫甚至极限施压来“逼谈”，成本最小但收益可能最大。也就是说，给民进党当局施加的压力越大，美国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大。最理想的效果是，最终给特朗普传达这样强烈的信号：无论美国打不打台湾牌，局势都在往统一方向推进，华盛顿手中的筹码正在流失，想交易就要趁早。
具体来说，除了继续通过军机绕台在军事上加大灰色地带的压迫外，大陆海警应当将“金门模式”贯彻彻底，并使此海上“隔离”策略能够周而复始，进而形成由单方主导的“台海新秩序”。既然是“警”，行使的当然是“行政执法权”，采取的自然是“非军事行动”，这就像中菲的南海争端被中方限缩在海警层次，美国缺乏支点与理据介入，因为军队介入就有主动挑起战争的嫌疑，美方担待不起。
事实上，在近几次围岛军演中，中国大陆已实际取得对台湾地区靠近大陆一侧所有外岛的执法管控，只不过尚未进行实质性登岛宣誓主权和在地管理。后续参照黄岩岛以及钓鱼岛的管控模式，大陆海警应当愈发收紧“绞索”，将环台湾本岛的重要水域全部加以控制并实施类似管辖。
此是大陆推进“行政统一”的良机，通过剥夺捕捞权、剥夺离岛治理权、干扰和切断航道、封锁港口海路等行动，即在事实上将台湾地区的“海域”甚至“空域”，逐步纳入到大陆有效行政管辖之下。
进行执法任务的福建海警局14608舰中国海警
长远来看，此等低强度的隔离策略类同于“北平模式”，其最大的政治效应在于，在不引发战争的情形下，既能最大程度地彰显主权，造就“台海内海化”，让“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成为谁都难以否认的既定现实，又能造就理论上随时都可对台岛实施彻底封锁之势，逼近战争边缘但又不落入战争陷阱，为“以武逼谈”甚至“以武逼统”创造最佳的便利条件。
事实上，目前全球格局在急速向有利于北京的一侧演化，而美国也在寻找高价变现台湾的时机。即便没有雅尔塔2.0，特朗普继乌克兰之后，将来会不会在某个节点上将台湾端上餐桌？对曾被特朗普喻为“笔尖大”的台湾而言，在乱局中能否安身立命，很大程度取决于美国是把台湾当伙伴、竞争对手，还是跟中国大陆讨价还价的筹码？
当然，并不能就此就认定特朗普已经想好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毕竟，这必须是与中方互动、交手之后才能确定的。他肯定也在试探，担心弄不好台湾会被大陆以摧枯拉朽之势瞬间拿下，美国不但捞不到任何好处，而且还将台湾彻底葬送，丧失在东亚的影响力。
换言之，若套利空间有限，打台湾牌对特朗普而言是性价比不高、甚至有高风险的决定，特朗普肯定不会做。所以，在此情势下，大陆需要设定“节奏”并主动“带节奏”，即“中国大陆若要掌握台湾问题的主动权，就得有自己既定的节奏，且这节奏宜快不宜慢，方能使华盛顿处于被动”。
准备二：特朗普上任以来的种种作为业已说明，他不会回到“民主对抗威权”的语言框架中，也不会寄希望于联合国来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他本人更不会受到国际规则和规范的特别限制，更不会花时间去关心盟友和伙伴的利益或担忧他们的顾虑。无论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和2028年总统大选结果如何，自二战结束以来主导全球的国际秩序和机构体系恐怕难以回归昔日常态。一个更加多元化、碎片化的多极世界格局呼之欲出，世界将呈现模糊的边界，而非明确的阵营分界，并进入一个更加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时期。
在此大变局之中，传统盟友正在逐渐远离与美国明确结盟的立场，转向更为等距的对冲策略；众多中小中立国家将不得不审时度势，重新定位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与功能，而被美国视为“战略对手”的中国也应当因势利导，抓住这一时机，在国际上采取“美退我进”统战策略，持续争取欧洲国家，团结南方国家，探索与这些国家重新建立或升级关系，谋求新的战略空间，提升台湾问题的中国主张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塑造力。
具体到台海议题上，外交上，中国大陆应借此机会继续更大限度地在更多国际双边协议当中，强化“一中原则”论述，形塑有越来越多国家支持大陆对台采取非和平手段的表象。典型体现就是，在联合声明中不提“和平”两字，改让“坚定支持中方为实现国家统一所作的一切努力”成为惯用语。
澳大利亚外交政策智库洛伊研究所于2025年1月发表题为《五个一中：定义台湾之争》的学术报告，系统梳理了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就台湾问题所持立场。经过统计，该报告指出，有总计89个国家即将近一半的会员国正式认可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主权，同时也支持其有权为实现统一做出“一切努力”。这就是说，支持中国大陆“为实现国家统一所作的一切努力”的国家，除非政权更迭，面对中国大陆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包括武统或封锁台海等，都应保持缄默，否则等于撕毁联合声明承诺。
从全局战略研判，少提和平、增强主动，力促邦交国支持“一中原则”，这一策略并不意味着中国大陆必将武统台湾；与其说纯粹为未来可能对台动武提供法律事实铺垫，毋宁说更多的则是想利用外交手段，使“一中原则”之下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张，成为国际普遍认受的既定事实，降低武统的必要性，以期“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与此同时，另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是，通过更多的国际双边协议，使台胞证的法律效力获得更充分的彰显。当下，虽然台湾很多所谓“邦交国”已经与中国大陆建交，但这只限于政治层次；虽然以此可尽量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但对于台湾民众而言并没有太大意义。为此，未来大陆外交努力的重点方向应当是，通过双边协议，让越来越多的“邦交国”只认台胞证才是合法证件，那么就能产生立竿见影、掷地有声的施压效果。
准备三：2005年3月人大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有其历史背景，当时陈水扁大走“暴冲台独”路线，企图大搞“正名制宪”烽火两岸。相较之下，国、亲、新三党相对团结，尚可以在台湾内部形成一股制衡力量。这部立法犹如反独备案，更像是一种非常情况下不得不的被动因应。
20年后两岸关系比之当年已判若天渊，就国共关系论，2005“胡连会”时对“九二共识”的坚定立场在如今的国民党内部早已态度成疑；就执政的民进党来说，虽然“法理台独”的主张日趋微弱，但以不碰触《反分裂国家法》划定的红线方式进行的“柔性台独”却如火如荼。在此情势下，当昔日以“反独”为重的原则性、宣示性的《反分裂国家法》已不足以因应民进党长期执政的两岸变局，势必迫使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需要制定更具有执行面向的综合性法律，而《维护国家统一法》的蓄势待发，无疑是要为最终统一取得更为坚实且更具操作性的法律依据。
虽然2024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五部院联合发布追究“台独”分裂行为刑事责任的司法文件，将原本较为宏观的《反分裂国家法》进一步细化，彰显了中国大陆从“反独”到“防独”进而转到“惩独”的渐趋收紧的战略思维导向，实质丰富了“以法惩独”的法律工具箱。
但囿于效力位阶不高且涵括范围过窄，实难以与一部综合性、系统性的《维护国家统一法》等量齐观。制定这部立法时，在借鉴日本殖民、国民党战后接受、香港回归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制度保留、制度改变、制度引入、制度新创，自不待言，但至少还应努力秉持下述三个层面的立法导向。
其一，尽管2022年“台湾问题白皮书”删去了台湾回归后享有“高度自治”的表述，尽管王毅外长表示，台湾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但并不意味着以后要彻底放弃“一国两制”而径直进入“一国一制”；相反，如果最终中美通过协商实现“和统”，那么为尽最大可能减少治理成本，台湾民众仍会享有类似于港澳居民那般享有的特殊待遇。为此，对于回归后台湾居民享有的权利，《维护国家统一法》完全可以参照《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的规定进行具体列明，以此有望最大限度减少部分台湾民众的顾虑，最大可能减少未来治理台湾社会所遭逢的心理阻碍。
其二，民进党一党独大，严重挤压了其他党派的生存空间，伴随民意基本盘愈发倾向于事实独立，所以，这些党派力求翻盘重新夺回政权的机率可以说日渐衰微。为求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不排除部分党派会转而投向大陆，寻求自身的价值体现，为自身在回归之后的台湾政坛重新占据优势地位而提前布局。有鉴于此，在制定《维护国家统一法》时，立法机关应当因势利导，在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前提下，适当留足相应的制度空间，以求最大限度地有效“回应”这些可能的利益诉求。
福建华侨大学台籍教师张立齐去年1月1日在厦门市公安局拿到他的台湾居民定居证，成为福建首名领取这一证件的台湾人。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
最后，诚如上文所述，民进党执政之后，接连祭出所谓的“反统战”组合拳，依托施行已超三年的“反渗透法”，大肆打压、惩罚异己，意在将“台独”与“爱台湾”绑定，在岛内制造“寒蝉效应”，掀起“绿色恐怖”。对此，过往中国大陆除了口头谴责外，并没有更好的反制手法。同时，虽从2021年5月开始直到今天，连续公布了四批“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给予相应制裁，但期许的震慑效果其实并不明显，对方根本没有感觉到疼。
有鉴于此，一方面，中国大陆有必要把“迫害统派罪”写入《维护国家统一法》中，根据相应的情节轻重，分别课加相应的罚责；另一方面，有待《维护国家统一法》出台，完全可以行使管辖权，进行缺席判决，将黑名单上的“台独”分子予以定罪，以达最大力度的震慑效果。
余论
近二十年来，美国“弃台”的说法时而浮现，都没有成真，但特朗普2.0时代呈现出的政策导向却着实有些不同：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观，留给好莱坞大片去拍，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外交并不相信这套“白左”话语，谋取利益最大化或许才是唯一考量。当然，美国的政策转型可能持续多年，如果短期内就认定台湾可被用来“交易”，这也不太现实。
当前，两岸统一的环境还远未成形，但已明显处于“将熟未熟”状态。虽然仍旧难以预判特朗普卸任之前统一的可能性，但能够预期统一的大体情状在四年之后将会愈加清晰。简言之，一个趋向统一，且不可逆的明确态势将会出现，无论大小两岸的政治领导人出现何种更迭，都会迈入完全统一的最后阶段。
从统一事业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说要单向度地寄希望于美国内部问题的发酵与美国自发的改变，无论是战略的转向抑或个别决策者的野心，这些充其量只是大“势”，只是外部环境。事实上，无论是“川建国”还是“拜建国”，都只能影响外部环境，真正能够“建国”的只有中国大陆自己，需要中国大陆自身因势利导，勿失良机，始终牢牢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与主动权。
也就是说，台海的未来不是继续无休止地讨论要不要统一，而是需要全力聚焦何时统一的问题。何时统一，既不以美国是否干预为衡量标准，也不以“台独”的肆虐程度为主要考量，而是以中国大陆的自主政治决断为准。
后续，中国大陆需要调整对台相关政策、改变斗争策略，将“和统”与“武统”手段有机结合，在打击“台独”分裂和遏制外部势力干涉上展现更强能力，在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上迈出更大步伐，形成“打独促统”的强势大势，一步步推动两岸关系由渐变逼向突变，将统一进程推向一个崭新阶段。
为此，除了军事准备、战略准备以及统一前后方方面面的准备之外，中国大陆或许更需要的是战略决心与政治意志的准备，以求让不会轻易统一成为过去式，让随时可以统一成为普遍共识。如此，才能不负新千年之机运仁信优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早日实现提供实质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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